全球化结束了吗？

全球化时代是否已终结？最直接的答案是“否”。非但没有终结，随着数字化的贸易平台、支付手段和金融交易平台的兴起，全球化程度未来还会继续加深。不过，全球化的形态将发生本质变化，而我们正在经历激烈的转型期。

现代历史上第一轮全球化浪潮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因为全球化深刻影响产业链的形态，影响不同区域和人群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全球化的发展往往会打破局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平衡。当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就会经历阶段性的调整期，特别是地缘关系会发生剧烈的变动和重组。

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这一轮全球化浪潮造成的种种不平衡的直接结果，也标志着长达33年的调整期的开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产业链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占主导地位，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日趋鼎盛，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才有所回调。

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这一波国际化浪潮鼎盛的时期完美重合。当时仍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出了一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同时，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和全球性企业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收获了巨额利润。

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本土，却逐渐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或不得不从事劳动生产率更低的职业，生活质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终于，在金融危机的重压和“占领华尔街”的呼喊声中，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全球化再次收缩。

我国国际贸易近一两年遭遇的挑战，虽然有特朗普政府推波助澜、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这一轮调整的延续。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全球性相对稳态秩序建立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很难恢复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种高歌猛进的状态。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就其发展阶段还是经济体量，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依靠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来发展。而下一阶段的全球化，也一定是一个更具合作性、更加平衡、讲究共赢的系统。因此，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是对目前调整期形势的判断和回应，也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全球化的车轮仍会滚滚向前。今年7月份，即使在疫情和地缘矛盾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外贸出口仍然同比增长7.2%，远超预期，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的全球融合趋势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也不会彻底改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带来全球性的产业融合，特别是服务业。所以，强调“内循环”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外循环”，甚至不影响“外循环”的重要性。我们要构建的，是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也就是说，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更好地参与国家间的贸易和竞争。

目前，地缘政治调整最引人注目的非中美关系莫属。虽然美国提高关税和贸易壁垒会增加外贸业务的不确定性，但在大多数领域，中美贸易摩擦尚不足以导致全球市场分裂。最容易爆发尖锐冲突的，是那些可以形成体系性优势的领域，主要包括：一、需要设定行业标准的行业，最典型的如通信；二、容易平台化的行业，如TikTok所代表的短视频内容分发；三、支付、金融和货币体系。

中国经济“内循环”可行吗？

相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经济具有实现“内循环”的基础，但单纯“内循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在“内循环”为主的基础上实现“内外双循环”。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有利条件在于拥有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在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经过过去十年的调整，国内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已逐年上升。

另外，从外贸平衡度来看，自2015年起，我国的净出口额也是逐年下降的，2019年稍有回升。

但是，单纯看净出口额还不足以证明“内循环”是否可行，因为“内循环”不仅要求国内需求和供给总额平衡，还要求国内产出和国内消费需求相匹配。如果我们在某些领域的产能相对国内需求过剩，而另一些领域的需求又没有国内的供应可以满足，那“内循环”仍然不成立。为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外贸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12月发布的关于中国贸易附加值的研究，在2005~2016年十年间，我国出口总附加值（value added）中的外国部分由26.3%降低到了16.6%，下降了9.7个百分点，这个比例低于OECD国家和G20（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这十年中，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升级速度很快，对国际产业链的依存度有所下降。

同时，由国外需求拉动的中国国内产业附加值由2005年的23.5%下降到2015年的16.7%，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正逐步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更多地服务国内需求。更重要的是，总出口中包含的外国进口中间品从2005年的41.8%下降到2015年的30.3%，这说明国内的供应商正在逐步取代国外的供应商，本土化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整合程度已经呈下降趋势了。以上变化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内循环”早就处在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

但是，绝对意义上的“内循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产业链的全球整合可提高效率，创造巨大价值。并且，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产能，同时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要是此时放弃“外循环”方向的努力未免太过可惜。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再无拓展空间。相反，在当前的调整期，我们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调整期的磨合过程中，才能在新规则和新框架的建立过程中拥有更大话语权。这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利，也是我们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应有的担当。尤需强调的是，国际环境越是不稳定，我们就越应该尽力与国际社会保持技术和创意方面的广泛交流。切忌固步自封，只有交流和碰撞才能使我们向着更有创造力的方向发展。“经济内循环为主”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方向，不应该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

“内循环”的危与机

发展“内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是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更好地匹配。从供给方来看，我国各主要行业的供应链能力都越来越强。但在如半导体芯片等尖端领域，离自给自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的品牌力目前还远逊于国际企业，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满足国内终端需求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企业急需补上品牌能力方面的短板，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内企业开始在这方面发力，也看到越来越多国产品牌的诞生和壮大。很多供应链企业也积极尝试打造自有品牌，并诞生了诸如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户连接制造）等创新性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是符合“内循环”发展要求的战略调整方向。除了快速学习品牌运作的相关知识，与专业的服务商合作，企业家们还需要转变投资理念，充分认识和了解全球化的现状，谨慎扩大产能，特别是一些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行业，如电子和纺织等。同时，要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敢于加大对无形资产如技术、人才、设计、品牌力、创造力等的投入。

要更加重视服务业特别是产业服务业的重要性。我国服务业尽管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远低于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服务业的占比将继续扩大。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有较为深厚的积累，完全可以在数字服务领域大展拳脚。以电子产品为例，我国在智能手机等领域的出货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相关互联网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提高产业服务能力，特别是发展数字服务相关产业，不但具有很强的市场和盈利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在国家政策层面，旺盛的国内消费需求是“内循环”的保障。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最好方式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好办法，是促进蕴含有更多劳动附加值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中小微企业吸纳了城镇中80%以上的就业，是服务业的主力军，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它们的健康发展对于“内循环”经济的顺利运行至关重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利用多元的方法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创造相对平等的竞争市场，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疫情期间，政府对于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中小企业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这是很好的政策举措。而与政策本身同等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政策执行要杜绝“运动式”的做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实现“内循环”经济，一定要继续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高涨的房价会大大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社会总消费需求，提高商业运营成本，分流生产性投资。在外需极其旺盛的时候，高房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甚明显。但在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高房价一定会抑制生产性活动。即使房价走高会带来短期的财富效应，长期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经济空心化和国际竞争力降低，乃至经济的衰退。从目前的政策看，国家决策层面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将资金通过股市、债市等金融渠道，引向生产性活动。

总之，全球化的阶段性调整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有调整才可能有新秩序的诞生。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中国已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而有层次的市场，这让我们站在了较高的发展新起点上。面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我们要积极转变认知，主动适应身份变化，充分发挥创造力，继续加强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并积极形成区域性国际贸易和技术合作，从而在新的起点上行稳致远，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和心态下，建立繁荣且可持续的经济内外“双循环”。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编辑 | 岳顶军
责任编辑 | 雷娜